昨天有两条消息引起广泛关注：

     其一，国家发改委前天公布，受政府监控的31种食品价格，10月有24种涨价。涨价范围接近80%。

     其二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、清华教授李稻葵前天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直陈：“经过金融危机的调整，我国货币存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，居全球首位，货币存量与GDP的比重达到200%。”在同一论坛上，国统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也指出：“本轮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，食品价格占了物价上涨总水平的70%。”

     多数食品处于产业链中上游，食品价格普涨，背后一定是农副产品涨价在先。而农副产品若普遍涨价，一定是供应出现普遍短缺，亦即，农业出现整体性歉收。而过去国内历次通胀，农业歉收都是通胀第一推手，其次才是经济过热和货币泛滥。

     然而在当下，经济并未过热，农业也未歉收，大多数农副产品供应充裕，农产品的“基干”大米和小麦尤其充裕，那么当下由食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挑头的物价“普涨”现象，背后的主要推手，一定是货币泛滥。

     通常，因货币可作周转使用，广义货币与GDP的比例以0.9：1为最佳搭配。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，由于投资系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，广义货币与GDP的比例达到1.5:1仍可勉强接受，可今年前9个月，国内广义货币供应总量为69.64万亿元，同期GDP总量26.866万亿元，两者之比，已达到惊人的2.6：1。

     对国家而言，货币泛滥对经济的伤害，远高于洪水泛滥对经济的伤害。洪水导致的伤害总归是局部的，通胀带来的伤害波及整个社会。货币泛滥也需要“行洪区”排涝。今年4月份前，这个“行洪区”主要依赖楼市。4月中旬，楼市遭受“组合重拳”后，大宗农副产品在部分品种带领下，开始“温和上涨”，9月份，第二记楼市“组合重拳”再次出手，到眼下仍未见收手，楼市“行洪区”功能几乎全部丧失，泛滥的货币更多突入农副产品市场，作短期价格套利投机。

     进入10月以来，物价涨势加速，范围扩大，主要原因就在于此。

     改革开放30余年，国内曾发生两轮严重通胀，1988年的通胀，主要起因是农业从1985年起连年歉收，而当年草率推出的“价格冲关”，成为引爆通胀的直接导火索;1994年的通胀，是经济过热和货币泛滥共同惹祸，最后经济硬着落，进一步引爆全国性“三角债”。这一次通胀，既不涉及过热，也不涉及总体性歉收，看似成因相对简单，实则不然。

     表面上看，万幸于农业大丰收托底，只要央行继续撬动包括加息在内的“组合式货币调控杠杆”，必要时政府再加大大宗农产品“国储”投放量，炒作资金在短期获利后，因投机风险陡然增大，会选择抽身离市，物价就有可能阶段性企稳。若真如此，百姓损失是吃感冒药的损失而非住院开刀的损失。

     但若细究本轮通胀的新成因，则足以吓出一身冷汗。以往市场上只要钱多了，重复建设就多，经济开始发烧，调控退烧随之而来，循环往复，中国经济一路跌跌撞撞，走到全球金融危机前。这一回，多出来的钱，其投向发生了趋向性变化——纷纷用于短期投机，而非实业投资提升产业能级。这就意味着，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回旋余地在继续缩小，货币排泄口越来越窄，哪儿决堤，哪儿就必定泛滥成灾。

     一方面货币泛滥导致物价发烧，百姓吃药，另一方面，国内许多新兴产业非常缺钱。国内目前的货币泛滥是结构性泛滥，最缺钱，且急需发展资金的市场领域，或因门槛高企，投资进不去，或因配套服务跟不上、法制残缺、政策不清晰等，导致不敢投资金，这样就进一步涉及市场开放、打破行政垄断、减少行政许可、政府职能转换等一系列深化改革的难题。由此前溯，民生难题——物价问题——货币泛滥——市场开放不足——结构调整受阻。而根本要害，就在于改革滞后。